配资行情内向超越旨在抑制“五唯”的僭越

评价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指挥棒”，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作为长期困扰教育的顽瘴痼疾，“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问题，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意味着“破五唯”改革也必然会经历对“五唯”的渐进解构。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评价需要实现三重超越。

内向超越：抑制“五唯”的僭越

内向超越指向评价改革中的一个深层问题，即原本具备合理性的评价维度，在外部条件变化和内在利益驱动下不断膨胀，最终异化为具有排他性、单一化倾向的“五唯”指标。这种由合理走向“唯化”的演变，使本该多样化、综合性的评价尺度在实践中被简化为功利化、机械性的指标工具，固化为个体参与资源分配、身份认同与能力判定的绝对性依据。

历史地看，“五唯”所对应的各项评价维度都曾作为知识产出、人才激励或办学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如论文是学术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也是科研工作知识产出的基本载体；各类合理合规的称号与头衔能有效激励和聚集卓越人才。这些评价维度的设立，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情境下为规范科研质量、提高教育水平所做出的制度化回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策惯性的加剧，逐渐脱离了其初始目的，被指标化、僵化、绝对化，造成教育评价的异化。

内向超越旨在抑制“五唯”的僭越。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指标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在认识各维度合理性的基础上，重建评价的功能边界。如破除“唯论文”倾向并不是评价时不看论文，而是不单纯以论文论“英雄”，尤其是不简单地以论文数量或者论文发表的刊物层次作为僵化的评价标准。再如破除“唯帽子”倾向，就是要破除“帽子”与经济待遇和资源分配直接绑定的简单粗暴做法，重申“帽子”的荣誉本质与示范引导价值，促使各类人才真正发挥在团队建设、人才培养中的引领作用。

内向超越不只关乎评价体系的运作方式，更牵涉其背后所嵌套的制度逻辑。当论文数量与经费挂钩、当“帽子”与资源分配紧密绑定，“五唯”的问题就不再是某一标准尺度“独大”的问题，而是标准本身与资源分配机制绑定。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定点突破，更要从系统设计上为评价尺度去行政化、去功利化，使其从奖惩制度与资源配置的中枢地带适度抽离，回归教育“立德树人”、学术“天下公器”的初心使命。

内向超越不仅是教育评价方式的调整，更是评价理念的重建与评价制度的自省：任何评价维度的设置都无法替代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破五唯”的关键不在于破除原有的五个评价维度，而在于以回归教育评价原点和初心的立场，厘清各评价维度的合理边界，抑制其制度性膨胀与功能性僭越。

平行超越：拓宽评价的合理维度

评价体系的失衡不仅仅是由于个别维度的膨胀，更关键的问题是整体结构缺乏足够的开放性与扩展度，这使得教育评价长期封闭在少数容易辨识、便于操作的有限指标之中，导致内部秩序趋于固化，同时阻碍其他合理的评价标准和维度的介入。

平行超越旨在拓宽评价的其他合理维度，构建更为开放的评价空间。它并不否定或简单替代原有合理的评价指标，而是通过结构性拓展，为现有评价体系注入尚未被充分表达但同样重要的新的评价维度，防止旧有维度被简化为评价的全部，进而整体提升评价体系的包容度。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入，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学生体验、公共责任、育人质量、组织治理、学术生态等价值维度得到凸显。这些维度的引入，不仅有助于重构评价体系的内在张力，还有助于推动教育回归完整、立体、丰富样态。如确立“立德树人”为新的评价维度，促使高校聚焦育人导向与机制建设，强化教师对学生发展与能力增值的关注，可以重申学校教育的育人本位。又如强调“创新指数”“贡献指数”为新的学术评价维度，有助于衡量高校在前沿领域创新、全球标准制定与国际治理中的能力，彰显其提出“中国方案”的潜力，以打破“五唯”逻辑下的教育评价惯性。

平行超越不仅是评价维度的结构性拓展，更是重新理解教育本质、教育评价本质的价值澄清契机，它推动教育评价从“封闭控制”迈向“开放生成”。前者将评价作为划界工具，用以区分优劣、分配资源，后者则将其理解成一种具有动态生成性的开放系统而非静态的判别标准集合。此种逻辑转向，意在促使教育评价体系摆脱权力集中与资源垄断的工具角色，逐步演化为支持个性发展、回应社会关切、维护教育生态多样性的平台。

外向超越：寻找更高的教育价值

相比于内向超越对指标膨胀的反思、平行超越对维度拓展的结构性回应，外向超越则关涉更为根本的反思：教育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其存在服务于何种教育理念？它导向何种教育愿景？在破“五唯”的评价改革语境下，如果没有对教育初心使命的重新追问与确立，任何操作性调整都可能流于“新瓶装旧酒”的无效循环。因此，外向超越旨在从“评价指标的纠偏”走向“评价逻辑的超越”，即回归教育的本体价值，以更高的使命和愿景超越“五唯”顽瘴痼疾。

“五唯”问题之所以根深蒂固，表面上是评价的具体操作存在路径依赖，本质上则是由于绩效主义和功利主义逻辑。该逻辑视“效率”“成果”“可见产出”为核心价值，将教育评价引向可量化、可比较、可排序，逐步削弱其作为育人过程、文明延续与社会责任承载体的存在意义。更加隐蔽的危害在于，这种逻辑往往伴随着教育治理中的短视主义倾向，片面追求即时成效与阶段成果，忽视教育本身具有的长期性、深层性与生成性特质。在短视主义主导之下的教育评价往往更看重立竿见影的量化指标，对于知识的沉淀、人格的养成、社会责任的培育等深远目标缺乏足够的关心和耐心，会诱使教育活动被迫迎合短期目标，还可能造成高校和教师丧失超越性追求，从而牺牲教育应有的长远性关怀。

外向超越尝试在价值错位与制度困境中提出方向性回应。它将问题的出现归因于教育的存在论命题，主张从“如何更高效地管理教育”转向对“教育为何存在”的本源性追问。这一追问不仅是哲学命题，更深刻关联着教育评价有无能力和意识有效回应人类共同命运、国家战略目标与个体完整成长的大问题。

从高校应培养何种人才，到制度应支持何种评价逻辑，外向超越旨在寻找更高的教育价值，呼唤教育评价观念的整体转向。教育评价改革不应止步于“做得更快”或“算得更准”，更应回答“是否忠于教育初心使命”这一问题。若评价改革继续在绩效逻辑之内兜兜转转，则不仅难以破除“旧唯”，反而还有制造“新唯”的风险。唯有回应“教育为何存在”“评价为何存在”的根本问题，教育评价才能在指标竞争中守住育人初心，烛照个体成长，守护公共价值。

教育评价破“五唯”应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贯通改革。在底层，要释放更多改革空间，鼓励学校与地方教育行政系统开展自主探索和制度创新，支持多样路径的改革实践，通过发现和培育具有示范性的典型经验，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有效扩展。在顶层，需克制指标主导的治理理念，尽量减少对高校和学科的评价性干预，压缩不必要的评价层级，降低无效竞争与制度内卷的风险，营造更为宽松、理性与信任的育人环境。通过底层创新与顶层引导的良性互动，回归“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初心。

（作者：孙元涛 吕雪晗，分别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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